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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子发表于 : 2008年 9月 17日 周三 6:03 pm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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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先生一直以实践菩萨道为己任。他说,全部佛法就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实践科学,一方面是修行的实践,同时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事。他在《禅海蠡测》等书中多次指出:有的人以为禅不用坐,当下就是,哪有这回事?! 他说,凡是讲这些话的古代大禅师,在顿悟之前都是修了很多年的,比如马祖在见到南岳之前,已经修了十几年,才有一刹那的言下顿悟,而顿悟以后要保任多年,还要跟随师父在世上修行。

  南先生指出:“使精神超拔于现实形器之世间,升华于真善美光明之域。而入世较之出世,犹为难甚!乃教诫行于菩萨道者,须具大慈、大悲、大愿、大行这精神,难行能行,难忍能忍,若地藏菩萨之愿,度尽地狱众生,我方成佛。南泉普愿曰:‘所以那边会了,却来这边行履,始得自由分。今时学人,多分出家,好处即认,恶处即不认,争得!所以菩萨行于非道,是为通达佛道。’其意亦极言入世之难。药山禅师所谓:‘高高山顶立,深深海底行。’岂非皆教人要‘极高明而道中庸’乎?”

  南先生在《跋萧著<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>》一文中指出: “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,唯一秘诀,只是平实而已。此句可谓成功之向上语,末后句,极高明而道中庸,非常者,即为平常之极至耳。” 南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件事情,他在峨眉山时最佩服的一个和尚是管厕所的,过去四川的厕所里有一个竹篓,里面装的竹片是当手纸用的,这个和尚每天把大家用脏的竹片洗干净,洗干净后他还要在脸上嚓刮两下,后再放回竹篓去。为什么呢?怕洗毛了把人家搞痛。先生说这件事他怎么也学不会,我想了想,我也学不会。所以最平常的就是最非常的、最了不起的。

  南先生也提到,高明的人跳出世俗,避世到禅门,也无助于救世。他强调宗教只能补充政治之不足,对国家局势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,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灵魂,在体上让人们去领悟真理,具体要救世还得从事上做起。

  南先生认为,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进入国运转盛的新时期,一切有志者应为国家民族效力,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。1991年2月初,南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强调:“我常说在我们这个时代,希望多出几个英雄,不是多出几个仙佛。况且成仙成佛还做不到,开悟了又怎么样?!出几个英雄,把这个社会搞安定,把天下搞太平,然后再搞仙佛之道。”

 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,还是入世当英雄,关键都在于把握时节。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,他说,时节未至,鸣不当时,是无智;时节若至,不应时度众,是谓无悲。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,是讲变的史观。总之,事无巨细,学无古今,人无老少,一切都在求变、待变、必变的巨变过程中,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变。他讲有三等人:“懂了真正的变,就晓得如何‘适变’,不等到‘变’来了以后才变,而要先领导变。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创造机会,领导了变;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,把握了机会,如何去应变;第三等人失去了机会,被动受变,随物化去了。”

  南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,三教九流基本都谈到过,但是他有个原则,也就是“经史合参”的原则,他有个不变的东西,这就是佛法。他以佛法为原则、为指导,所以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,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治作为治事与立身、立国的中心。同时,又以《战国策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作为权变、应变、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。但谋略之术若离开佛法为原则的大前提,那就成了阴谋家,他常引用六祖的话说:“正人行邪法,邪法也是正法;邪人行正法,正法也是邪法。”……南先生说:“倘能以德为基,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业,因时顺易,功德岂可限量哉!”

  为了迎接这个时代,南先生说,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变局中,既不应随波逐流,更不要畏惧踟趄,必须认清方向,把稳船舵,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,都应各安本位,谨慎明敏地各尽其能,整理固有文化,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。但这项工作是很清苦的,所以他说:“那是任重道远的,要能耐得凄凉,甘于寂寞,在默默无闻中,散播无形的种子。耕耘不向收获,成功不必在我。必须要有香象渡河,截流而过的精神,不辞辛苦地做去。”

  正文:

  ……(有删节)

  讲到南先生,我先谈一谈认识他的因缘。1989年我在香港见到了他,那个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比较消沉,青年学生有点迷茫,甚至有些人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,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着迷惘、厌倦的思想。我们作教师的很感慨,怎么办? 要读书,要读好书!所以我到了香港以后想找点好书,引进来让我们的学生看看。

  看点好书很难,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好多佛经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看到。记得82年我在图书馆发现一部日本人编的《大藏经》缩影,非常感动,因为从这里面看到了日本人的团结精神,他们动用了十几所大学的几十名一流的教授搞《大藏经》缩影。这项枯燥的工作是我们图书馆一般的资料员都不屑一顾的,但是,我们如果不做这最底层工作的话,我们永远不可能赶超人家。我从这个缩影看到了日本教团的一种非常严密的体制,他们在统一的教团之下,完成了这项相当枯燥但对全人类绝对是有价值的工程。我非常感慨,当场写了一篇文章投给《法音》,这篇文章也奠定了我亲近净慧法师的一个机缘。净慧法师非常慈悲、非常谦虚、非常工整地给我回了一封亲笔信,这封信我还保存着。从这时候起,我开始接近净慧法师,同时也愿意为我们的民族做点事情。

  后来为了我的学位论文,我跑到天台国清寺,那儿的藏经楼有两道锁,一把钥匙在首座和尚静慧法师手中,这位老人家也非常慈悲,他恨不得把所有的书一股脑地都拿给我看。可惜另一把钥匙在文管所的干部手中,要两把钥匙配在一起才能打开藏经楼。于是我带去一条牡丹烟,等我把牡丹烟差不多消耗完的时候,这位所长总算开恩了,让我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望了一望。后来又到了中方广,正好是夏天,师傅们在晒佛经,我就自告奋勇地要求替他们翻书,师傅们说,这么热的天你受不了,我说没问题,承蒙毛主席加持我做过九年农民。于是利用晒经的机会我看了很多好书,在烈日下、在树荫里读了一些佛经。所以求法太难了,要看佛经太难了。

  鉴于自己的这些经历,一遇到机缘我就不遗余力地去做,所以见到南先生之后,觉得他的有些著作可以推动我们比较沉闷的空气,就提出介绍几本在大陆出版。回来以后,首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《论语别裁》。本来我想推出的第二本书是《禅海蠡测》,但他们说太深了看不懂啊。结果出了《历史的经验》,我不以为然,这本书应该晚点出,因为一个人太精明太算计了不好,讲谋略学不好。为人处世知见先要正,然后才可以搞一些权谋。一开始引进《论语别裁》的时候,他们还担心卖不出去,结果没想到后来到处都抢着出版,这时我就悄然隐退了,所以后来出的书和我没关系。到了今年,南先生的书出了五、六年了,我们举目四望,好像学术界对他没有什么反响,也没有进行什么引导或者研究,所以我们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些文章,搞个专辑,谈谈想法,这里就贡献给大家。
对于南先生,褒的人有之,贬的人也有,其实人们没必要贬他,因为他自己已经把自己贬得够厉害的了,他有一首打油诗叫《狂言十二辞》:
“以亦仙亦佛之才,处半鬼半人之世,治不古不今之学,当谈玄实用之间,具侠义宿儒之行,入无赖学者之林,挟王霸纵横之术,成乞士隐沦之位。誉之则尊如菩萨,毁之则贬之蟊贼。书空咄咄悲人我,弭劫无方唤奈何。”

  他以亦庄亦谐的笔调、可歌可泣的心绪刻画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的环境,这里就不多讲了。平时他教导学生有一个主要的思想,他的学生在写回忆录时点了出来:“敦儒家之品性(孔孟做人处世的方法),作道家之功夫,参佛家之理性和见地。如此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人,出世成佛,入世则己立、立人,而及国家、天下;如此才能为世必不可少之人,能为人必不及之事,庶几此生不虚。”我觉这是他的一个主导思想,有的人说他的学术不纯,三教九流样样都有,但这里边他有一条主干,也就是佛教为什么会在我国流传,为什么会三根普被,就在于它比较圆融地协调了儒道佛三教的关系,它把儒道两家在佛教的见地之下统统收罗过来,为我们国家、民族所用。我觉得这段话比较贴切地把握了南先生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方式,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史观底下来处理所有学问的,所以我的文章的副标题是“南怀瑾先生文化史观述略”。我从五个方面来谈谈。

  “因人论世”与“因世论人”

  根据我的理解,南先生的文化史观源于他对人生苦迫性的否定及超越。人生是苦,苦是什么呢? 苦就是我们对现实世间的一种价值判断。苦者,缺陷、不完美,所以我们才要否定它、超越它、改善它。南先生的书里经常说,我们人生充其量百年,常人只有几十岁,而人生几十寒暑,小孩不懂事,老人干不了事,所以孩童和老迈时期就去掉了一半,剩下的一半时间里吃饭、睡觉、生病等等又去掉了一半,真正活着的时间不过六、七年而已。这六、七年里大家还要想办法找“饭碗”,一个又大又好的“饭碗”,找关系,投门子,浪费了大量的时间,而真正能够想“生从何来,死往何去 ”“做人到底为啥”的时候没有几天。短暂的岁月中既不知生自何处来,更不知死向何处去,烦忧苦乐,聚扰其心,更不用说什么宇宙天地的奥秘了,人生始终处于迷惑之中,死后带惑再来,继续处于迷惑之中。活了一辈子,脑袋清清楚楚只有几天,有的人甚至连几天也没有。所以南先生说:“如同《易经》最后‘未济’卦所示,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过程,永远是有缺憾的。”无论是大宗教家、大哲学家还是英雄伟人,都跳不出生死,他说:“正当他历经青年和壮年,脑力和智慧刚好成熟,经验的累积正达高峰的时候,便像苹果一样,红透熟烂,还归虚无。”

  人类历史跟我们的人生也差不多,由不完美的人所构成的人类文化也是不完美的,“由人创造的历史文化,也就表现为永远是不成熟的。前一代经历过的一切成败悲欢,注定了下一代还得重演一遍。”我们常说: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。老年人在谆谆教诲,青年人却就是不听,于是“人类智慧永远以二、三十年的经验接续下去”。但确实还有少数的智者,能参透这里面的消息,前人的错误也可以少犯一点,所以我们还得学哲学,因为哲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,把前人犯的错误少犯一点,等我们什么错误都不犯时,我们就成佛了。下面这段话我觉得他说的很好:“古今中外,累积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,可以说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,中年或老年人担任编辑而写成的;它永远都很年轻,并且尚未成熟”。确实如此,世界是青年人创造的,建功立业也是青年人造就的,释迦牟尼成佛也是在青年时期,干事业就是要在我们体力和智力最成熟的时候,但青年人要多多注意老年人的经验教训,要发挥我们青年人的锐气,但不要自以为是。这种不成熟的人生和历史是怎么造成的呢?南先生认为,在于人的心理上永远处于不满现实而又不得不适应现实的矛盾之中。马克思讲过,德国的一年级大学生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一个改造世界的体系,咖啡馆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高谈阔论的身影;到了二年级他们就开始琢磨怎么逃课了;三年级着急通过考试;四年级就忙着找工作,理想没有了。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青年人要保持我们的锐气,同时也要注意,当你离开校门以后,你还不得不去适应现实,但在适应现实的时候又要注意不要同流合污。正如净慧法师所讲的,我们要现代化,但现代化是手段,化现代、化社会、化生活才是我们的目标。

  这里谈谈我的体验,我在九华山上课的时候,有一天上完课他们陪我去龙池玩,那个地方山高月小,清风明月使人尘缘顿消,清澈的山泉在身旁流淌。我于是想:这个地方太好了,我就呆在这里不下山了。但突然又想起这泓清泉它流向何方? 这么一想不禁悲哀起来,它要流到山下,经过村庄、田野,牛马在那里饮水,农妇在上面洗衣,水面上潭流着枯枝败叶,江河里裹挟着污泥浊水。如果说我不要污蚀,我要清纯,那就永远留在山上,那是声闻境界。好比我们心中自有源头活水,这个活水来自于我们的修证,但是修证之后还得下山,山泉还要汇成江河,你要解救世人你必须化成江河,但是请注意江河的目的是在大海,只有汇入永恒的大海,那么山泉与大海就融为一体了,这才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大乘境界。但是也不要说,为了解救世人我主动地到牛圈里去、到粪坑里去。去可以啊,你要去冲洗它们,千万不要到时候自己也流不出去了,变成臭水一潭。所以我们说生活禅是用禅来点化生活、提升生活,不是让我们与世俗生活混为一谈,那就是臭水潭。

  人生也是如此,我们要改造社会,却有时被社会所改造,我们要超越社会,但往往又被社会拖住,这是一个矛盾。所以我非常认同南先生的观点,他说,“对于历史也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:若从物质文明与人的现实生活言,历史不断地向前推进,必然需要在器物的进步中更求进步;若从宗教性道德观念的立场言,则精神文化又是在‘人心不古’、‘世风日下’的哀叹下不断退化。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内在的张力就表现为这么一个冲突,这种冲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,我们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,那么“生长在东西新旧文化交互的排荡撞击中的中国人,思想常陷于进退失据的矛盾混乱之中。无论是不满现实的青年,还是叹息‘人心不古’、‘世风日下’ 的老前辈,究其实都跳不出循环式的历史悲剧:历史时代的途程在不断地向前推进,而人类在时代的轮转中,却永远不满现状。”

  前几天我与一些同学也讲到,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,又老是对带给我们进步的现代科技,以及在科技之上的制度表示种种不满,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矛盾的现象?南先生说,两千多年前的圣贤都有“因人论世”与“因世论人”两种角度。什么是因人论世呢? 人力是能改变时事的,所以孔子把遭逢历史巨变的过错,责之于当时身在其位、力足以谋国的“贤者”。我们知道孔夫子一辈子生活在国家分裂、社会动荡、人民痛苦的时代,他有满腔的理想,因而周游列国,游说诸侯,但他的理想实现不了,最后愤而著《春秋》,把他的一腔政治抱负保留在此书中,让后人去评说,让后人去吸取经验教训。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层理想,南先生对此谈得比较透,他是看破以后用一种调侃的口吻把它讲出来的。他说,中国的士大失虽然有着惊天动地的抱负,但是儒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皇帝,他们最高的理想是师道,而师道在具体的现实中实际上是臣道而已,而且臣道搞得不好的话就是奴道。我们看《二十四史》,能够成大器的皇帝很多都是草莽英雄,刘邦原先不识字,朱元璋就更不用谈了。但他们做了皇帝以后就有一批儒生归附他们、帮助他们,于是皇帝也就成为圣贤了,这就是臣道。做一个良臣就是儒生的最高理想。但是儒生要有孔夫子的气质,毕竟孔夫子对历史的不满、对现状的不满保留在历史上,他死后成为庶王,也就是不在位的皇帝。所以,知识分子做不了人王做个庶王而已,用你的笔来记载历史,因此永远是在放马后炮。这里,我觉得知识分子其实有三个层次——人王、庶王、法王。知识分子从人王到庶王,依然还要进一步向上去关照,要做法王。

  儒家的论世方式是“因人论世”,那么按照南先生的论点、佛家的论世方式是“因世论人”,就是说社会的动荡、各种各样人间的弊病,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,要改造这个世界需要唤起所有的众生,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共业。这需要时间,所以佛教讲因缘时节。它把对现状的改变放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解决,它看得更透更远。而儒家却很想在一生中把事情办成,孔夫子有一句话: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明明知道不行还得去做。佛家则把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,在佛教里,这两种思想其实是辩证统一起来的。佛家的“因世论人 ”,就是以超越世俗的解脱者高度,俯视在三世轮回业流之中的芸芸众生,由于定业难移,一切有赖于时节因缘的成熟,从人性的转化人手,逐渐逐渐来改变共业,所以人生问题的解决,被放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去了。儒家的“因人论世”,则在我们一期生命中,以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,纵然是知其不可,也要勉而行之。这两种观点,儒家的思想其实就是在行大乘菩萨道,但是它必须要在佛家思想的关照底下,所以佛教照样可以包容儒家的思想。

  南先生把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分成两种:不为英雄,必为圣贤。我们做不了英雄,但我们以英雄为榜样;我们成不了圣贤,但我们以圣贤作为我们的目标。他把英雄的事业称为“人爵”,圣贤的事业称为“天爵”,而在英雄和圣贤之中他更强调的是圣贤,因为真正能够改变世道人心的是圣贤。他说:“英雄能够征服天下,不能征服自己,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,而征服了自己。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,圣贤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。”
  从以上可以看出,南先生把对历史以及为人处世的两种观点,最后在佛家的关照下统一了起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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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向那边会了——从凡入圣

  “须向那边会了”是禅师的话,我把它作为题目,就是说要从凡入圣,学佛就是要从凡夫位上升到圣贤位,因为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。所以要先兴起出离心,要出离修道。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南先生的求道的过程。

  南先生生活在我们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,少年时期他也是志向非常远大的。据他自己讲,他小时候绝顶聪明,看书过目不忘。我去见他的时候,他问我们这些大学教授读过哪些书?他问全部《大藏经》读过没有?我说没有;又问《二十四史》通读了没有?我说没有;你把所有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都读过没有? 我说更免谈。他说:那你谈什么文化呢?你连这些书都没有读过。他接着说:这些书我都读过。仅仅因为这一点,我就觉得他了不起。年轻时,他也想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,所以二十岁刚出头,他就到四川西康、云南等地带兵屯垦戍边。公务之余,他就到处参学问道,参访善知识,要去寻访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他跑了大半个中国,最后拜倒在四川大德袁焕仙门下。

  这里我要指出一点,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,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居士佛教系统。中国近代佛教的重点是在长江流域,就是说禅林上有昭觉、宝光,下有金山、高旻寺。在长江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区还有两个居士集团,下游的就是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和支那内学院,上游的就是袁焕仙居士集团。

  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系统,主张回到纯粹的印度佛学之中去,从而对传统的佛学进行猛烈地批判,他对天台、华严是不以为然的,他说天台智者大师不过到五品位,还是个凡夫位。我研究的是天台宗,作为学者,天台宗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,他把我安身立命之处的东西讲得一钱不值,这个我不管,我们还是有一点侠义精神,欧阳竟无毕竟是二十世纪一位难得的佛教思想家和佛教教育家。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,但他的努力和功绩我们应该承认,而且半个世纪以来,我们对欧阳竟无是太不公正了,他有一系列的佛教教育的思想体系,应该值得我们去汲取。我们不能从头再来,建功立业不过是三十几岁,前人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汲取。所以,出于这个考虑,我花了整整八年时间,才把欧阳竟无的文选整理出来,编成一本书,现已出版。我们要客观公正地先把他的思想原原本本地清理出来,至于大家怎么看,只有凭各人自己的知见去衡量了。

  长江上游的以袁焕仙、南怀瑾为代表的居士集团,与欧阳竟无截然不同,欧阳竟无强烈排斥中国佛学,要维持一个纯粹的根源性,而上游集团是三教包容的,所以有些人说这个系统太杂不纯,这也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。南先生的书是我引进来的,现在出得到处都是,简直变成地摊文学了,这对南怀瑾先生并不是一件好事,不过使我们有足够的资料来研究长江上游集团的思想。

  南先生1942年得遇袁焕仙先生,《影印<大乘要道密集>跋》详细地讲了他自己求道的心路历程,这段文字比较浓缩、扼要,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。他说,“志学以后”,也就是他青少年时期,“耽嗜文经武纬之学”。他的武术很高明,我去见他的时候,他当场表演了一套武术,七十多岁的老人,筋骨非常柔软,而我的腿都盘不起来,他就骂我们:你们连腿子都搞不好,还谈什么佛学?! 当时就教我打坐,可惜我不成器,到现在为止,—打坐我就照顾腿子,谈不上照顾念头,所以我想,我还是老老实实为大家日后的修行做一个资料员吧。他接着说:“感怀世事,奔走四方,然每遇名山古刹,必求访其人,中心固未尝忘情于斯道也。”他到处去参学问道,见庙就进,见和尚就拜,但是“学习既多,其疑愈甚 ”,就像我们的营(夏令营)员,问题特别多,这很正常,没有疑问不成学问,小疑小悟,不疑不悟,大疑大悟。他“心知必有简捷之路,亲得证明,方可通其繁复,唯苦难得此捷径耳。迨抗战军兴,羁旅西蜀,遇吾师盐亭老人于青城之灵岩寺,蒙单提直指,绝言亡相之旨,初尝法乳,即桶底脱落,方知往来宇宙之间,固有此事而元无物者在也。于是弃捐世缘,深入峨眉。掩室穷经,安般证寂。”只有最后见到禅宗古德袁焕仙老先生,他才找到了归家处,于是他在袁焕仙门下闭关三年。这是他求道的一个基本过程。
他初次见袁焕仙先生的时候,袁先生正在闭关,止语,所以他们当时是用笔来交谈的。交谈中有关法义上的问答,都收在《维摩精舍丛书》(袁焕仙著)中。这里面有几句话,我感到非常重要,我们从问答中可以看出来,南先生当时跟现在的青年人也差不多,整天缠住法师;你能不能教我一个最简单的法子,我学了以后当下顿悟成道? 大家看:
  “问:直捷下手工夫,义当何光? 迈向归家道路,车从何辔?”
  “先生曰:汝但外舍六尘,内舍六根,中舍六识,而不作舍不舍想,自然头头上明,物物上显。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也。捷莫捷于斯,先莫先于斯。三乘共载,一德同该,今古彻门,莫尚乎是。”

  “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”,是袁焕仙、南怀瑾集团的主要思想,据我理解,这是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。成佛的目标是家舍,前几天有营员谈到:到了柏林寺,我到家了。我们到了什么家呢? 到了成佛涅槃之家。途中就是修行的过程。那么修行的过程和成佛的目标是一致的,成佛的目标就体现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,也就是“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 ”,成佛作祖的终极理想也就体现在大乘菩萨道修行的过程之中。南先生讲过,佛法是见地、修证、行愿三者的统一体,必须认准目标踏踏实实地去做,所以他更强调的是去做,在过程中去成就佛道,在生活中去体悟禅意。生活与禅也是一致的,禅是家舍,生活是我们的途中,途中与家舍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统一体。

  南先生经常引《楞严经》里这几句话:“理须顿悟,乘悟并销;事非顿除,因次第尽”,就是说我们在理上要顿悟,发心要大,理必须要彻底,而事情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做。我记得初见南先生时,我还很年轻,也有一番抱负,对于中国文化有一大堆思想,说得兴致勃勃。南先生听了轻轻地笑了:你做得了吗?然后给我举了一个虚云老和尚的例子。他说老和尚一辈子盖了很多庙,但不管哪一个庙都是盖得匆匆忙忙的,有时柱子油漆也没上,甚至连树皮还没有刮干净,又风尘仆仆地去下一个目标盖庙了,有一个徒弟就问老和尚:您什么时候把一个庙盖得好一点呢?老和尚说:我都给你们干完了,你们干什么呢? 这次我看到问禅寮里大和尚的书桌也是没有油漆过的,不知道是否也是老和尚的家风呢? 事是干不完的,需要一代一代的人去做。所以我感到这个思想非常重要,要在生活中去修行佛道,要有众生未尽我愿无尽的精神,永远要做下去。南先生一直以实践菩萨道为己任。他说,全部佛法就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实践科学,一方面是修行的实践,同时还要到社会上去做事。他在《禅海蠡测》等书中多次指出:有的人以为禅不用坐,当下就是,哪有这回事?! 他说,凡是讲这些话的古代大禅师,在顿悟之前都是修了很多年的,比如马祖在见到南岳之前,已经修了十几年,才有一刹那的言下顿悟,而顿悟以后要保任多年,还要跟随师父在世上修行。所以袁先生这一句“途中即家舍,家舍即途中”,很值得我们注意,这也是我对生活与禅的一点理解。

  南先生在袁先生门下得道,也引发了眼耳通,这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事情。据说他在打禅七的时候,有一天隔了三重房子看到了他的老师和同学,当时大喜,以为自己得道了,马上去告诉袁先生,当下被臭骂一顿:原来你是这么一个不成器的东西!骂得他大汗淋漓,乖乖地回去了。过不多久,也就是1942年12月,当时因听说日本人在为他们对中国的战争搞法会,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发起“护国息灾大悲法会”,一是请贡嘎上师来主持密宗的法会,同时在重庆做一个显宗的法会,请虚云老和尚主法,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邀请的。虚云老和尚到了重庆以后,四川各地的大德纷纷都前去参拜,袁先生也带着南先生去了。谈到成都学佛的情况,袁先生说成都佛教界有三种观点:一是悟后起修报化;一是一悟便休,更有何事;一是修即不修,不修即修。老和尚听了哈哈大笑:“嘻!天下老乌一般黑。” 他原以为四川佛学甲于全国,尚且有如此错误见解,于是指导大家参禅必须要有正法眼,见地首先要正,他说:“当机所以不许询情,而贵眼正者也。”谈话当中,老和尚问起成都有没有以神通来判定得道高下的,袁先生指着南先生说:身边就有一个,他在灵岩寺禅七中引发了神通,能够隔墙睹物,当场被我一顿臭骂,骂下去了。于是后面就有了虚云和尚论神通的一段话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示:
“好!好!幸老居士眼明手快,一时打却,不然险矣危哉!所以者何?大法未明,多取证一分神通,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,素丝歧路,达者惑焉。故仰山曰:‘神通乃圣末边事,但得本,莫愁末也’。”

  本是什么?知见、眼目。现在社会上神神道道、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,所以这段开示在我们今后的修学过程中非常重要。我们这里(柏林禅寺)也是虚云和尚的一个法脉,这段资料也正好收入净慧法师主编的《虚云和尚法汇续编》之中。南先生在得到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后不久,就到峨眉山去闭关了三年,后来又深入西康、西藏等地去参访、修行。1960年在台湾完成了《楞严经》的今释后,他在这本书的《后记》里回顾了自己的求道过程:
  “芸芸众生,茫茫世界,无论入世还是出世的,一切宗教、哲学,乃至科学等其最高目的,都是为了追求人生和宇宙的真理。但真理必是绝对的,真实不虚的,并且是可以有智慧而寻思求证得到的。因此世人才去探寻宗教的义理,追求哲学的容。我也曾经为此努力多年,涉猎得愈多,怀疑也因之愈甚。最后,终于在佛法里,解决了知识欲求的疑惑,才算心安理得。”

  所以,从他的求道历程及著作来看,他始终坚持佛教传统的修证道路,以出尘脱俗的第一义作为终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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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来这边行履—从圣入凡

  学道、悟道以后应该怎么办? 那就是从圣入凡,还要做人世的事业。禅宗是以世俗成佛为终极的,那么它能否与人世事功打成一片呢? 这一点世俗人往往有误解。比方冯友兰先生,他写了许多书,我推荐一本《中国哲学简史》,这是他1949年在美国讲学时的简本,这本书简明扼要地代表他的思想。其中提到禅宗“担水砍柴,无非妙道”这句话,他认为这句话形象地表明了开悟者必须从圣入凡,但禅师们并没有做好这个向下转语的工作。他质问,既然“担水砍柴,无非妙道”,那么“事父事君”算不算妙道呢? 他说禅宗没有做这个事情,所以不究竟,这个任务只有留给新儒家去完成。他的这些话讲得并不精确。冯先生一向是以帝王师自居的,解放前他要做老蒋的帝王师,解放后他做不了帝王师了,在文革中成为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。但我们对他还是怀着高度的尊敬,特别是他晚年完成的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,书中大胆地、独到地提出了他对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全新思想,他说太平天国如果革命成功的话,建立的将是一个最黑暗的神权统治。这并不能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,反而拉向倒退。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他早期的和后期的著作,至于中间令人不堪回首的一段,我们不要太苛求前人。但是冯先生提出的禅宗不能完成向下的转化是并不对的。

  禅宗在向上求道的时候是最究竟的,而在它向下的转语方面也照样能够办好入世事功,并非新儒家才能解决“事父事君”的入世事功。在袁焕仙、南怀瑾合著的《定慧初修》一书的卷首,选录了袁先生所作的《修止观与参话头法要》,重点指出了儒佛之间体用不二的关系,佛家是体,儒家是用,互相并不排斥,他说;“随处立名,立名即真。既有真也,妄即虚形。非离真而有妄,实籍妄以诠真。”关于这一点,于晓非先生前两天讲得很透彻,真不离俗,俗不离真,并不是在我们世间之外有一个虚幻的本体,所以我们必须藉这个虚幻的世间来修行佛道,来改善这个世间。马克思讲过,哲学并不是仅仅为了认识世界,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,佛法也是如此。这里南先生提到证得了般若以后,如果能做得了身、心的主,遇到事情该提起时就提得起,这是用;该放下时就放得下,这是空。我们是提不起、放不下,上不顶天、下不立地,所以很惭愧。

  放得下,提得起,就是沩山禅师所提倡的:实际理地,不受一尘;万行门中,不舍一法。实际理地是对心性与宇宙贯通的形而上本体的特称,它不受世间的任何污染;万行门中指人生的行为心理与道德哲学,所以世间的所有的法,都在我们佛法实践的范围之内。因此,了生脱死的佛法,还是必须落实在现实人生中。我们在山上打坐容易,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,但是这把芸芸众生放到哪里去了? 我们还要下山,既要度自己,也要度众生,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度自己,在这个基础上,要干入世事功更难。所以南先生指出:
“使精神超拔于现实形器之世间,升华于真善美光明之域。而入世较之出世,犹为难甚!乃教诫行于菩萨道者,须具大慈、大悲、大愿、大行这精神,难行能行,难忍能忍,若地藏菩萨之愿,度尽地狱众生,我方成佛。南泉普愿曰:‘所以那边会了,却来这边行履,始得自由分。今时学人,多分出家,好处即认,恶处即不认,争得!所以菩萨行于非道,是为通达佛道。’其意亦极言入世之难。药山禅师所谓:‘高高山顶立,深深海底行。’岂非皆教人要‘极高明而道中庸’乎?”

  药山禅师的“高高山顶立,深深海底行”就被引来作了我论文的题目,下面就这句话谈谈我的学习体会。“高高山顶立”,就是智慧,就是超越世间所有学问的佛法不共的智慧,我们把南先生作为研究个案,那么他一生的经历就是要取得这个境界。但是“高高山顶立”以后,还要“深深海底行”,还得回到生活之中去履行佛道,这一点更难,就是“万行门中,不舍一法”。平时,我在教学过程中也经常讲,当然我不一定引用禅师的语录,我引用毛主席诗词《登庐山》中有两句:“冷眼向洋看世界,热风催雨洒江天。”我们就拈出一个“冷眼”、一个“热风”,知见要正,眼光要冷,不为境所转,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,但是心肠要热,要有一腔悲愿热肠去从事入世的大业。眼光要冷是为智,心肠要热是为悲。那么,“高高山顶立,深深海底行”也可以简化成一句眼光要冷、心肠要热。所以,出世的修道与入世的度众不能绝然地分成两截。

  心肠怎么热呢? 我们说平常心就是道;最平凡的也就是最不平凡的,学佛必须从做人开始。南先生在《跋萧著<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>》一文中指出:
“苟欲为世界上真正之伟人,唯一秘诀,只是平实而已。此句可谓成功之向上语,末后句,极高明而道中庸,非常者,即为平常之极至耳。”

  南先生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件事情,他在峨眉山时最佩服的一个和尚是管厕所的,过去四川的厕所里有一个竹篓,里面装的竹片是当手纸用的,这个和尚每天把大家用脏的竹片洗干净,洗干净后他还要在脸上嚓刮两下,后再放回竹篓去。为什么呢?怕洗毛了把人家搞痛。先生说这件事他怎么也学不会,我想了想,我也学不会。所以最平常的就是最非常的、最了不起的。

  南先生在他的书中还提到,禅宗的五宗七家主要在五代完成的。五代是社会变乱痛苦的时代,高明的都跑到山上做和尚去了,有个大官问一位禅师:像你这聪明的人,为什么不做官去做和尚呢?禅师说:如果我下山来了,还轮得到你们做官吗? 北宋史王欧阳修在编五代史时,认为五代没有杰出人物。明代永觉元贤禅师对此提出不同看法;“余谓非无人物,乃厄于时也。”并不是没有人物,而是时事出不了人物,或者出了人物又被时事压下去了:“至若隐于山林,如五宗诸哲;则耀古腾今,后世鲜能及者。”南先生非常赞同这句话,指出:“凡禅门大德,足为宗师者,类皆气宇如王,见识学问,人品修养,皆足彪炳千秋。以无意用世,恬退山林,苟时会所际,欲其舍出世之业,入世而成人成物者,必能临危授命,而为忠贞伟烈人物矣。”这段话出自《禅海蠡测》。南先生说,五代的禅师在动乱时代便上山修行,如果让他们下山的话,个个都是栋梁之材。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,比如说玄奘法师,当时的帝王三番五次地请他出来做宰相,所以并不是和尚里面没有人物,他们的建设学问都是高于常人,只不过厄于时也。

  但是,南先生也提到,高明的人跳出世俗,避世到禅门,也无助于救世。他强调宗教只能补充政治之不足,对国家局势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,其主要作用是救人的灵魂,在体上让人们去领悟真理,具体要救世还得从事上做起。

  讲到这里,我正好回答一位同学递上来的纸条,他说佛已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理,那么后人做什么呢?难道后人仅仅诵经拜佛,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,理上悟了,事上还是头头是道嘛!明海法师在上届夏令营讲,如果我们学会吃饭,就能成佛。悟道以前,我们吃饭千般计较、百般思量; 悟道以后,我们照样吃饭,但已不同原来了。我们说,悟道前,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;修到一定阶段,见山非山,见水非水;悟了以后,山是山,水还是水,但跟原来的山水不一样了。所以理上悟了以后,世上的事照样还要去做嘛!悟了道以后正是干事的大好时光,佛教不仅需要禅师,还需要大量的科学家、建筑家、律师、工程师,如果离开了岗位,对佛教反而是一种损失。所以南先生认为,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进入国运转盛的新时期,一切有志者应为国家民族效力,而不要沉湎于仙佛之道。1991年2月初,南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强调:“我常说在我们这个时代,希望多出几个英雄,不是多出几个仙佛。况且成仙成佛还做不到,开悟了又怎么样?!出几个英雄,把这个社会搞安定,把天下搞太平,然后再搞仙佛之道。”

  不变之经与必变之史

 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,还是入世当英雄,关键都在于把握时节。这是南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,他说,时节未至,鸣不当时,是无智;时节若至,不应时度众,是谓无悲。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,是讲变的史观。总之,事无巨细,学无古今,人无老少,一切都在求变、待变、必变的巨变过程中,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变。他讲有三等人:
“懂了真正的变,就晓得如何‘适变’,不等到‘变’来了以后才变,而要先领导变。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创造机会,领导了变;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,把握了机会,如何去应变;第三等人失去了机会,被动受变,随物化去了。”

  讲到这里,我非常感叹、钦佩柏林寺的净慧大和尚他领导了变,在中国首创了生活神夏令营这个弘法形式,然后会有一大批人(第二等人)跟上来应变,那么第三等人就连应变的智慧都没有,只好随物化去了,成为时代的落伍者。

  在“变”的世态中,也有一种“不变”的东西,这就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德和善恶意识。我们说不变随缘,随缘不变,随缘必须要有个不变的东西,否则就随物化去了,所以在佛法这个体的指导下,有各种不同的时节因缘,就有不同的做事方式,因为时有常、变,势有顺、逆,事有经、权。南怀瑾有句名言叫“经史合参”,据我的理解,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、狭义的历史研究方法,实际上是他整个的历史观。经即常道,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,事物本身必然如此,所以称为“经 ”,也是理、是真。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、社会的变迁,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社会中、在生活中的各种现象。经史必须合参,理事必须兼容,真俗必须不二,这些都是一致的,正如前面袁焕仙先生所讲的:“非离真而有妄,实藉妄以诠真。”真与妄、体与用、经与史,都是一体二面、二而不二的统一体。南先生的学问非常广博,三教九流基本都谈到过,但是他有个原则,也就是“经史合参”的原则,他有个不变的东西,这就是佛法。他以佛法为原则、为指导,所以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,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治作为治事与立身、立国的中心。同时,又以《战国策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作为权变、应变、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。但谋略之术若离开佛法为原则的大前提,那就成了阴谋家,他常引用六祖的话说:“正人行邪法,邪法也是正法;邪人行正法,正法也是邪法。”这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,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地去用谋略学。近年来有一类书很畅销,就是教你如何去升官发财的,其中有一本《厚黑学》,“厚黑学”本来应该是愤世嫉俗的东西,现在反而教你怎么去拍马屁,怎么去吹牛皮,怎么厚脸皮了。所以,南先生说:“倘能以德为基,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于入世之事业,因时顺易,功德岂可限量哉!”

  南先生还很强调世功、强调经济、强调科学,这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指出来的。他说,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,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之末,轻视货利,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历来不发达,科学不进步,这样就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。相反,偏爱黄老道家思想的司马迁,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,《史记》中专门有一章叫“货殖列传”,他所推祟的经济专家,第一位是姜太公,第二位是范蠡,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,他们在经济上都有他们独特的一面。司马迁指出:“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导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”意思就是要放手让人民去发展工商事业,要因势利导,老百姓富了国家才会富,最等而下的是与老百姓去争权夺利。在两千多年前,司马迁就提出了这么有高度的经济思想,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就是这个思想,要因势利导、长富于民。南先生在引出这些话后指出:从“待农而食之”的农业经济,发展到“工而成之”、“商而通之”的经济形态,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,自然演变出来的生活方式。所以,最高明的为政方法,是顺着老百姓的本质和禀赋,在立法和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导到好的方向。只有等而下之者,才会与老百姓对立起来。

  由此,南怀瑾先生揭示了每一个朝代共同的秘诀,即“内用黄老,外示儒术”,每一个朝代真正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,就是顺应自然,而在外面宣传教育上,所标榜的则是孔孟的思想。他多次提出:“我们看中国历史,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,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。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,有一个不易的法则,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,无可救药时,出来‘拨乱反正’的人物,都是道家人物。所以虽然儒家和道家都是救世的良医,而老子可谓是“医生的医生”,这就是强调要因应自然,对症下药。他还说,在把握了所有学问的基础上,“全部融会贯通,方能达‘变’,方能洞烛机先,随时知变、适变、应变。知道变,而能应变,那还属下品境界。上品境界,能在变之先,而先天下将变时先变。”所以,真正的智者,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无常而因应自然规律,把握进退存亡之机。这个‘机”,可以“功遂,身退,天之道”的七字真言概括之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,他知道越王生性残忍,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,于是带着西施抽身远退,但文仲以为自己是复国功臣。越王将大大赏赐,留着不走,结果就被杀了。看来,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恐怕是历代专制帝王的一项专利。范蠡出来用世,是一种悲心,大功告成又潇洒地走了,再不走将大祸临门,这是最上品的境界。

  下面我引用了南先生的一首诗,从中可见南先生对儒释道三教的总体把握。

“一念难将愿力空,但凭赤手辟鸿蒙。
慧光照耀三千界,心海交流七佛同。
知命尼山非自了,微明李耳得圜中。
平怀动静希夷境,举步截流是大雄。”

  (《腊月在东西协会办事处讲易学有感》)

  自唐宋以后,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。儒家的学问偏重入世,从伦理入手,然后进入形而上道。佛家的学问偏重出世,从心理入手,然后进入形而上道。道家的学问,包括了兵家、纵横家的思想,乃至天文、地理、医药等等无所不包,介于出世入世之间。南先生讲:“道家如良医诊疾,谈兵与谋略,亦其处方去病之药剂,故世当衰变,拨乱反正,舍之不为功。儒者如农之种植,春耕秋割,时播百谷而务期滋养生息,故止戈而后修齐以致治平,舍此而莫由。”(《<正统谋略学汇编初辑>前言》)这些话讲得非常到位。南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大体把握,是以佛家出世的思想为本,再把儒道的思想,以及其他的学说统统纳入到修菩萨道的方法之中来使用,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主次、本末的关系。刚才休息的时候,有位同学和我讨论,能不能把儒释道三家打成一片,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呢? 不能,体用、本末的关系不能颠倒。中国哲学有一个原则就是合而不同,这是指各种思想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、必要性,但有主次、深浅不同,千万不能同成一片。

 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

  前面提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,西方的思想传进来了,我们传统的思想失落了,很多人无所适从。南先生指出,目前这个乱象纷陈的一切景象,乃是历史趋势中自然的现象,文化思想在变动的时代中必起波澜,也是人类历史分段生命中当然的病态。变乱并不可怕,古已有之,重要的是找出变乱的根源,去对治它,去迎接人类历史的新气运。

  在中国春秋战国、南北朝、五代、金元、满清等历次变乱时代中,都伴随着文化政治上的大变动。南北朝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,也是佛教文化长驱直入、快速发展的阶段,在思想文化上经过较长的时期的融化之后,便产生了盛唐一代的灿烂光明。五代与金元时期,虽然没有南北朝那样大的变化,但欧亚文化交流的迹象却历历可寻。从清末至今百余年间,西洋文化伴随着武力而东来,激起我们文化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变革。在陈述了历史经验之后,南先生指出,变乱不可怕,我们以往经历了这么大的变乱,但每一次变乱都导致了更鼎盛、更辉煌的文明的产生,经过二十世纪文化的变乱以后,“我们固有的文化,在和西洋文化互相冲突后,由冲突而交流,由交流而互相融化,继之而来的一定是另一种照耀世界的新气象。”南先生对我们中华民族充满信心,他曾说,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民族,犹太民族亡国三千年,至今还能形成这么强大的势力,靠的是什么? 靠的是他们的犹太教文化,才凝聚起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。他还说到了下个世纪,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创造出非常灿烂的文明,他很有信心。我想,我们也很有信心。

  为了迎接这个时代,南先生说,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变局中,既不应随波逐流,更不要畏惧踟趄,必须认清方向,把稳船舵,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,都应各安本位,谨慎明敏地各尽其能,整理固有文化,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。但这项工作是很清苦的,所以他说:“那是任重道远的,要能耐得凄凉,甘于寂寞,在默默无闻中,散播无形的种子。耕耘不向收获,成功不必在我。必须要有香象渡河,截流而过的精神,不辞辛苦地做去。”

   1976年冬,南先生在出定后作了两首偈子,收在《金栗轩纪年诗初集》,这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。我们知道,南先生的成名作是《禅海蠡测》和《楞伽大义今释》,但最真实地反映他的思想的,还是《金栗轩纪年诗初集》中收集的他的偈语、诗词、对联。比如,1979年的《记梦中与虚云老和尚答话》:“狮头山色梦依稀(抗日后期曾在重庆南岸狮头山亲近虚老七天),携杖同登归净居。三界不安如火宅,留形我在岂多余。”这真切地表明了他的出离心,表明了追求佛法解脱的第一义谛是他的立足点。79年冬,他出定后所作的两首偈子中,有一首是:“忧患千千结,山河寸寸心。谋国与谋身,谁识此时情。”谋身是个人的修行——得道,谋国是入世的悲心,这两者该选哪一种呢?我觉得,唯有高高山顶立的智慧,才有洞彻世情的冷峻目光;也唯有深深海底行的悲愿,才有民胞物与的火热情怀。所以,“入山”还是“入世”,对真正的智者而言,这二者并不矛盾,生活与禅也并不对立,两者的界限其实本来就不存在。

  我在文章的最后又引了南先生的一首诗,从中可以透出这位老先生的一丝消息。有一天午夜,他在回复各地书信十余封后。已是凌晨三、四点了,这时想起了他幼年的启蒙师朱味渊先生及好友程沧波先生,于是作辘轳体律诗五首。我引了第五首作为文章的结颂:

  多情未必道情违,争奈春回情境微,
  答问恐迟劳笔墨,送迎不忍掩柴扉,
  事求妥贴心常苦,人尽平安愿总非,
  入世入山皆昨梦,鬓丝禅榻日相依.

  入世的修行并不那么方便,事事处处要做到位很难。比方说我这么个小人物,有时候别人给我写的信都回不了。因为这个缘故,虽然我认识南先生很早,但有五、六年时间和他没有任何联系,一是怕打扰他,另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,你就在你的当下、在你的位里上不辞劳苦地做去就是了,万行门中,不舍一法,入世较之出世更难。也正因此,我很少与净慧法师通信,我写信,法师每次给我回信都是恭恭敬敬的,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,这多浪费他的时间啊!想到这一点,我们年轻人在世上应该非常严肃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,因为老前辈以他们的身教,给我们树立了无言的榜样,我们从每一件小事上,都可以看到他们严谨的精神风范。

  ---本文作者:复旦大学哲学系 王雷泉教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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